“教育开放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简称“农教中心”）开设的对话活动，旨在全球范围内召集领域专家，围绕教育展开对话。在“教育的未来”全球倡议下，农教中心发起了“教育的未来与乡村振兴教育”系列对话，探讨农村教育适应和面向未来教育的措施和机制。“农村小规模学校视角下的东亚农村教育”是系列对话的第一场活动。
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形成是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的必然结果，这也是大多数贫困地区的常见现象。然而，诸多问题仍有待解答：什么样的政策和机构环境适合小规模学校的发展？地方社区、市政府、省政府在农村小规模学校管理中的作用是什么？信息通信技术在小规模学校是否有特殊的潜力？
尽管近十年来，东亚国家在普及优质教育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移民、低出生率、效率驱动的教育政策等诸多社会问题仍然对东亚农村地区的教育构成巨大挑战。此外，新冠疫情给东亚农村抵抗风险、提供包容和优质的教育带来了更多困难和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农教中心和日本东北大学于2021年10月30日下午联合举办了本次网络研讨会，探讨中国、韩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政策和实践案例，分享农村教育发展的经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教育项目官员Robert Parua先生、日本东北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院长Tomohiro Yakuwa教授、农教中心执行主任曾晓东教授，农教中心博士后赵瞳瞳博士、韩国公州大学教育学院的Joon Yul Choi教授、北海道教育大学远程小型学校教育研究所Yasuyuki Tamai教授以及堪培拉大学农村教育与社区研究小组Philip Roberts教授参加了本次研讨会，研讨会由日本东北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刘靖博士主持。
开幕致辞
会议伊始，Tomohiro Yakuwa教授和Robert Parua先生致开幕词。两位教授都提到了关注农村人口迁移、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重要性。Robert Parua先生指出， 2030议程的核心是“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这就需要在发展议程中考虑农村人口的需求。他提议，农村教育研讨会可以从农村教育的机会、公平、包容等角度进行探讨。
随后，来自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嘉宾代表分布分享了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政策和实践。来自中国的代表曾教授阐述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大背景，以及在这一背景下的农村教育。随后赵博士分享了关于教师个人经历的案例研究，反映了教学目标和农村发展局限之间的张力与挑战。来自韩国的代表Choi教授分享了韩国的农村教育政策框架，以及韩国公立学校与私营部门的伙伴关系。来自日本的代表Tamai教授则介绍了在学校层面解决日本农村小规模学校问题的实施和政策。
接着，参会嘉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Philip Roberts教授指出，所有演讲者都提到了人口下降、老龄化、经济衰退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都与学校教育密切相关。而在学校教育中，师资力量以及师生关系又是十分关键的一环。与会教授们分别从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情况，探讨了师生关系社会性、教师自主权、政府激励等方面的问题，通过案例互相分享了本国经验。
专家讨论环节
Robert Pura先生重新回顾了2030议程中“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愿景。他认为，农村和城市弱势地区的人口需求必须充分纳入发展议程。针对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他提出了几点建议：（1）开放政策咨询。政府在设计教育政策时，需要联合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讨论；（2）建立公私伙伴关系。让私营部门参与改革，提高农村学校的质量；（3）促进数据驱动。收集农村学校和教师的统计和数据，与政策制定者进行辩论，为农村教育做出贡献。最后，Robert Pura先生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于11月10日发布关于未来教育的报告，大家可以从这份全球报告中获得更多关于农村教育的关键问题和新的发现。
曾晓东与赵瞳瞳：中国农村教育生态系统中的经验教师分化
2021年10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简称“农教中心”）和日本东北大学联合举办了网络研讨会，探讨中国、韩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政策和实践案例，分享农村教育发展的经验。农教中心执行主任曾晓东教授和农教中心博士后赵瞳瞳博士共同参会，并分享“中国农村教育生态系统中的经验教师分化”的内容。以下选取自她们的演讲内容。
城市化进程和人口“候鸟式”迁徙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关键背景是城市化进程。在此进程中，生活在农村的人口占比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80%缩减到现在的 40%，这意味着相当于美国总人口数量的农村人口已经转移到了城市。即使西藏和贵州这些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省份，也经历了巨大的人口流动。总体而言，中国的城市化率几乎达到了50%，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变化。很多人平时在城市生活，但在春节和其他节假日时返回他们的家乡。每逢春节长假，大规模人口就像“候鸟”一样在城乡之间流动，成为中国一大壮观景象。
农村留守儿童现象
如果我们聚焦在教育领域的人口流动现象，就会发现农村有很多留守儿童，他们由于入学、资金等各方面限制不能同父母迁往城市。教育系统如何回应这些儿童的需求便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大多数人认为，经济增长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现如今，我们发现，经济增长实际上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仍需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
农村教师是农村教育系统的基础要素
我们想要理解农村教师的个人经历，农村地区转变的生态系统是如何影响他们职业发展和职业分化的，他们的职业发展经历了什么。今年暑假，我们在中国甘肃开展了这项实证研究，主要关注经验教师的生存状态。根据15位身处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经验教师的口述，我们发现教师有积极、倦怠和佛系三种类型。
积极的教师
他们仍然积极参与教学工作，重视他们自身的持续专业发展。他们想要提升个人能力，并且希望他们的学生取得成就。大多数这类教师是数学老师和班主任老师。这两组教师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很繁忙。就如学校中的某数学老师所说，数学对于学生们而言是重要的，这也是学校领导们的共同想法，他们将更多的教学和指导时间分配给了数学。因此，数学老师相比其他学科老师而言更为忙碌。班主任老师也非常忙。他们管理整个班级，需要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呆在教室里。虽然他们感到非常疲惫，但是他们仍然积极参与教学工作。
倦怠的教师
他们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教学以外的地方了，例如照料家庭或者从事行政工作。某教师说，他已经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行政工作上。另外一个教师说，他现在更关注家庭，而不是学生。这类教师非常厌烦学校的文化，与领导或同事的复杂关系，以及产出导向的评估方式。另外，一位教师谈到，现在的学生和以前的学生不一样了。他们没有自己的思想，不提交作业，在课堂里睡觉。以上这些事情都让他们感到倦怠。
佛系的教师
这些老师接受现状，对于职业没有太多期待。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这不仅与他们的个性相关，也与有限的资源相关。就如某教师所说，“实际上我也想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设备，但是大多数设施用不了，学校已经尽力了，他们没有足够的钱”。所以他现在什么也不要求了。
农村教师是农村生态系统的基础要素。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直接影响了农村孩子的学习过程和结果。如何为那些脆弱的农村教师创造更加包容和教师友好型的环境，将是农村教师发展的关键。
Yasuyuki Tamai：日本农村教育的历史发展与现代角色
2021年10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简称“农教中心”）和日本东北大学联合举办了网络研讨会，探讨中国、韩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政策和实践案例，分享农村教育发展的经验。北海道教育大学远程小型学校教育研究所Yasuyuki Tamai教授在会上分享了“日本农村教育的历史发展与现代角色”。以下选取自他的演讲内容。
随着日本人口迅速减少，大量学校被合并或废除，但小规模学校的数量却在增加。在日本，小规模学校被定义为11个或更少班级数量的学校，数量占所有学校的45%。小规模学校的出现来源于日本社会资本发展在城市和边远地区之间造成的巨大差异，例如收入和经济差距影响了学校人员配备、教材和教学工具的质量。此外，边远地区还存在自然条件不利、交通不便、经济贫困、文化停滞、社会孤立和教育停滞等问题。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基础设施的发展扩大到了边远地区。边远地区的交通、信息、文化等社会生活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城市，出现了人口过度拥挤，居住环境恶化、人际关系疏远、住房成本飙升、社会竞争加剧等问题。而边远地区人少、自然条件和地域特色突出，因此，具有开展特色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
日本边远学校有三个特点：（1）小；（2）农业和自然，这一点是城市地区的学校所不具备的；（3）与社区关系密切。但是小规模学校社交性不强的问题也造成了提高学生沟通能力的瓶颈。在日本，我们正在推动一些措施，比如赋予孩子明确的角色和责任、让孩子独立思考和行动、增加本地研究和体验活动等等。
日本边远学校正在积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开展教育活动，将社区活动纳入教育活动中，增加孩子们对于所在地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通过开展各类社区活动，学生们能够（1）将课本中学到的知识在现实社会和生活中运用；（2）独立思考和行动，助力社区建设；（3）深入认识社会现实；（4）了解社会和公共事物的含义；（5）意识到日本普遍存在的问题；（6）知行合一；（7）融入当地产业和文化，培养对社区的理解和社区自豪感。这些不是传统的强调知识的学术能力观，而是通过发现和独立解决问题的生活创造力。日本的学生需要培养这类新的品质和能力。同时，也需要培养一些能够了解边远学校的优点并发挥其特色的教师群体。
Joon Yul Choi：韩国针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教育政策
2021年10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简称“农教中心”）和日本东北大学联合举办了网络研讨会，探讨中国、韩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的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政策和实践案例，分享农村教育发展的经验。韩国公州大学教育学院的Joon Yul Choi博士在会上分享了“韩国针对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教育政策”内容。以下选取自他的演讲内容。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开始了工业化进程。此前，韩国仍是一个农业社会，大多数人居住在农村地区，也有很多农村学校提供教育。但是在工业化之后，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村学生人数锐减，导致大量小规模学校被迫关闭。自1982年开始，韩国开始实施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废校政策。截至2021年5月1日，已关闭3855所学校，其中90%以上被关闭的学校都位于农村地区。然而很多希望振兴乡村的农村居民和决策者指出了废校政策的问题。他们认为，只有乡村教育有活力，乡村才会有发展。因此，韩国政府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政策工具以解决农村小规模学校的问题。
学校合并（School Consolidation）与降级分校（Branch School Downgrade）
此前，韩国政府将合并的标准设定为每所学校180名或更少的学生。1982年至1998年期间，韩国共有3743所学校被合并，一半的农村学校被关闭，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批评。1988年8月，政府将合并标准调整为100名学生，并按照这个标准合并了971所学校。但是仍然有人认为这个标准非常高。直到2006年，并校标下调为60人。农村学校规模的缩小，促使韩国教育部大力推动学校合并这一减少财政支出的政策，但落实过程中的僵化措施及居民和家长的强烈反对，也让这一政策遇到了不少挑战。
降级分校则是在合并和运营学校时的其中一项政策。符合标准的学校进行合并后，难免造成学生上下学距离过远的原因，因此政府重新把学校设为分校，以便于学生管理。1982年至2020年9月，韩国共有1854所学校被重新改为分校。
绿色学校（Green Schools）
“绿色学校”旨在为农村中小学创造自然和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教育环境，通过人力资源整合和特色课程建设，提高教育质量。“绿色学校”是韩国教育部2009年至2011年实施了3年的政策，共有110所在校生规模为60-200名的农村中小学入选。除了先进的电子学习课堂（包括电子黑板、数字课本、机房，等等），这些学校还具备特色课程、优秀的师资力量和招生自主性，并号召当地居民参与学校项目。项目实施后，学生的学业成绩得到明显提高，基础教育不达标的学生人数减少，学生、家长和老师的满意度提高，入学人数也有所增加。然而，由于预算瓶颈，该项目无法继续进行。此外，由于这 110 所学校是从1083 所目标学校中选取出来的，其中的不公正和歧视问题也引起非议。
全年保育学校（Year-round Care Schools）
韩国教育部为提高农村学生受教育程度而推进全年保育工程。该项目旨在为农村学生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特长，帮助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该项目实施了三年，从 2009 年到 2011 年共有760所学校开办了该项目。从项目成果来看，学生学业成绩逐步提高，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满意度逐年提高。
农村卓越高中推进工程（Rural Excellent High School Development Projects）
农村卓越高中推进工程旨在缩小城乡间的教育差距。优秀高中改善学校设施和运营各种项目，以发展成为当地的卓越高中。
校团计划（School Group Projects）
校团计划是支持农村小学校联合运营课程的项目。多所学校合并为一个小组，每所学校都可以为邻近小规模学校提供相应课程，允许实地考察，为参与学校团体的学生提供实践和互动的机会。
农村研究项目（Rural Study Projects）
农村研究项目由韩国农业部支持，旨在振兴农村教育。该项目为小型农村学校应对危机和振兴农村做出了贡献。然而，有人指出该项目由私营部门运作，缺乏系统性。因此，作为一种振兴乡村教育的方式，该项目的成功运营仍然需要配套的法律法规和系统的运作模式。
私营政策（Private Policy）
私营政策主要着重与解决农村学校预算支持问题。南汉山小学的案例是韩国振兴小规模学校的典范。2000年，南汉山小学的学生人数为26人，被定为废校。教师、家长和当地居民联手开始拯救学校：包括围绕学生需求与水平调整课程，开展各类活动、共同创建自主的学校教育文化，等等。目前，学校已改建为普通学校，在校学生130余人。许多农村地区正采用南汉山模式振兴小学校。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举措需要政府政策和民间力量的配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Joon Yul Choi博士通过对韩国各个教育政策工具的梳理，向观众呈现了韩国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现状，同时也进一步引发了关于政策有效性的思考。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管理如何保证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仍是一个值得不断探讨的问题。
“教育开放说”活动将持续进行。“教育的未来与乡村振兴教育”系列对话第二场：“农村性别平等教育对话”将于11月底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